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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論聶樹斌案再審證據裁判的“八個方面”

發布人:于同志     發布時間:2018-09-14 17:21
【摘要】 證據裁判的內涵十分豐富,涵蓋了證據審查運用涉及到的舉證質證、證據能力、證明力、證明標準等多個方面,它是實現庭審實質化、確保案件質量的關鍵,也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著力點。分析研究以證據審查運用為主要內容的聶樹斌案再審判決,對完善我國刑事證據裁判相關制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關鍵詞】 聶樹斌案;證據裁判;規則;司法公正
  聶樹斌案再審判決書共計1.4萬余字,其中1.2萬字在闡述證據的審查與運用,盡可能地“讓證據說話”是其最大特色。證據是證明犯罪的唯一渠道,從這一意義上講,證據裁判應是刑事審判的核心環節。從司法實踐看,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證據本身時常紛繁復雜,甚至真假混雜,這不僅要求法官首先練好內功,鍛造出火眼金睛以能去偽存真,更要在規范層面明確證據裁判的具體要求,為個案辦理提供指引。聶案再審判決的法治意義無疑是多方面的,而其細化和確立的證據裁判規則與方法,尤為值得法學理論及實務部門研究和借鑒。
  一、全面裁量證據
  依法全面收集能夠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重或罪輕的各種證據,是刑事訴訟法對案件辦理的基本要求。如果嚴格貫徹執行訴訟法規定收集證據,通常一個特定案件容易出現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共存的局面??凸?、公正地進行證據裁判,必然要求對被告人有利與不利的兩方面證據都要充分考慮,不能顧此失彼。而對一個已經作出生效有罪判決的刑事案件來說,重新審判并推翻原判決,需要原判決“在認定事實上或者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認定原判決在認定事實方面確有錯誤,要么是有新的事實或證據,要么是通過重新裁判原有證據得出新的結論。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推翻原判都需要有足夠的理由和依據。而對于聶案這樣被告人已經執行死刑的案件,推翻原判,宣告無罪,更要慎之又慎。在沒有新證據出現的情況下,通過重新裁判原有證據得出新結論,必然要求更為全面、客觀和細致地分析和論證原審的所有證據材料。
  在聶案中,既有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也存在一些與有罪證據相矛盾的反證,例如再審判決所指出的,“本案缺乏能夠鎖定聶樹斌作案的客觀證據,聶樹斌作案時間不能確認,作案工具花上衣的來源不能確認,被害人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不能確認”、“聶樹斌有罪供述的真實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與在卷其他證據供證一致的真實性、可靠性存疑”等等。再審判決既高度重視審查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也高度重視審查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不僅如此,在原審作出有罪判決,申訴人多年堅持做無罪申訴,同級檢察機關認為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更是加大了對定罪的反證性證據的審查力度。比如,將視線投射到被告人歸案后前5天作出的含有無罪辯解的訊問筆錄,而該筆錄已經缺失,但合議庭通過分析在卷材料和調查研究,確認被告人曾作過無罪辯解,故仍對此反復做審查與判斷。由此,該案再審在證據裁判上不僅針對在卷的所有證據,還注意審查相關證據與線索顯示的其他材料或信息,這就拓展了證據裁判的范圍。
  聶案再審判決充分說明,司法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對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特別是證明無罪的證據)不僅不能忽視,還要給予更多關注、重點審查,這是構建定案的嚴密證據體系所必需的。所謂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定案的證據體系即是如此。從近年來糾正的刑事冤錯案件看,案卷材料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定罪的反證性證據或者疑點,而對于這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材料或者信息,原審時法庭也大多不同程度地發現了問題,但都未能充分重視起來,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致鑄成大錯。定罪證據存疑,往往意味著該證據的真實性沒有保障或者不能排除非法取證的可能,因此,該證據經審查后,要么不具有證據能力,要么不具有證明力或證明力極低而依法不作為定案依據,進而導致案件的證據體系存在根本缺陷,無法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所以,只要是定罪上存在可能產生合理懷疑的“疑點”,就應當引起重視,絕不放過。既要從關聯性、客觀性和合法性入手加強對存疑證據的判斷,又要注重從其與相關證據材料的比對、印證方面進行審查,必要時依程序開展相應的補查、補證工作,確保定案的證據體系上不存在疑點或疑點都得以排除。
  二、證據關聯性審查
  聶案再審判決指出原審定案證據體系存在九大問題,首要的便是聶樹斌的抓獲經過與康某被害案之間缺乏關聯性。從證據裁判的要求看,認定事實必須依據合格證據。“合格證據”有多重含義,其一便是該證據要與待證事實之間有“關聯性”。如果缺乏關聯性,則不是適格的證據,不可以進主訴訟中,更不得作為定案依據。所以,“關聯性是證據進入訴訟的第一道‘門檻’,是證據的首要屬性。”[1]基于此,在刑事訴訟中運用每一項證據時,都應該像聶案再審那樣,首先關注其有無關聯性。其次,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聯系,應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所以,對證據與待證事實關聯程度的評判,雖然有個體認識的差異性,但絕不能脫離在案證據去臆測。聶案原審認定,偵查機關根據群眾反映將聶樹斌抓獲從而將案件偵破,但原審卷宗內卻沒有群眾反映聶樹斌涉嫌實施本案犯罪的任何證據或線索,甚至具體是哪些群眾反映的證據也沒有,那么,聶樹斌的抓獲經過,顯然不具有證據的適格性,也就不能據此確定其為犯罪嫌疑人。
  此外,聶案再審判決從抓獲經過入手解構原判證據體系,也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從實際看,抓獲經過通常是刑事案件偵破過程中偵查機關第一時間收集到的證據材料,也是所有證據中最為直接并相對更為客觀的第一手材料,規范、客觀、全面、細致的抓獲經過,不僅直接關乎定案,而且對案件來源、立案時間、強制措施的運用等程序性事實,以及自首、坦白、悔罪等量刑情節都能起到重要證明作用。所以,刑事案件辦理中應當重視對抓獲經過的制作以及運用,此為其一。其二,抓獲經過雖然由偵查人員出具,但“沒有人在自己的案件中被視為可靠的證人”,如作為定案依據仍要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其三,對抓獲經過應當結合在案的其他相關證據綜合審查判斷,必要時通知偵查人員到庭作出說明。對于經審查缺乏其他證據或線索支持的“孤證”,不得作為定案依據。
  三、有罪供述審查
  證據裁判要求認定事實必須依據查證屬實的證據,換言之,定案證據應是客觀真實的,證據的客觀性審查是證據裁判的重要方面。通常來講,對據以定案的每一項證據,都要依照法定程序審查其客觀性。對于客觀證據缺乏,主要依據供證一致定案的案件,更要加大對被告人供述客觀性的審查力度。就聶案原判而言,不能說定案全部依據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畢竟還有現場提取的自行車、涼鞋、連衣裙、內褲等物證,尸體檢驗報告、現場勘查筆錄和照片以及證人余某某、侯某某的證言等,但在鎖定被告人作案這一關鍵事實的證明上,客觀證據缺乏是不爭事實,如果排除明顯存疑的抓獲經過,主要就是聶樹斌的口供了。如果能夠保證聶樹斌有罪供述的真實性,那么結合其他在案證據,仍可依法作出有罪判決,但恰恰聶的有罪供述的真實性是存疑的。再審判決至少從5個方面對此作了分析:(1)從供述本身入手,指出被告人對關鍵事實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復不定、隨證而變、不合常理。(2)從供證一致入手,指出被告人的供述雖然與現場勘查筆錄、尸體檢驗報告等內容基本一致,但由于存在先證后供等問題,難以保證供證一致的可靠性。(3)從取證合法性人手,指出有罪供述的取得,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誘供的可能。(4)從經驗情理人手,指出被告人關于偷拿花上衣自穿等的供述,不符合生活常識。(5)從供述完整性人手,指出聶樹斌被抓獲之前5天的訊問筆錄缺失,由此嚴重影響了在卷訊問筆錄的客觀性等。
  上述對被告人有罪供述的審查思路,對其他刑事案件辦理有著重要借鑒意義。特別是,再審判決注意對供證一致區分出“先證后供”與“先供后證”兩種不同情形。對于先供后證的案件,由于被告人供述在先,根據其供述、指認進一步取得其他物證、書證、證人證言等,有的還提取到隱蔽性強的客觀性證據,由此既能建立被告人與這些證據之間的關聯性,又能印證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可靠性,所以先供后證所形成的供證一致體系,往往具有較強的證明力。但先證后供則不同,被告人歸案前,偵查人員在偵破案件過程中已經掌握了相關證據情況,除非能夠確保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否則很難確定其供述的真實性。故在此情形下,即便被告人的供述與在案其他證據形成印證關系,其證明價值也相對較小。從實踐看,在先證后供的案件中,由于偵查人員根據相關證據或線索事先已經鎖定了嫌疑人,一旦其歸案拒不供認,個別偵查人員為突破口供,還有可能采取指供、誘供甚至逼供等非法手段。綜觀近年來糾正的刑事冤錯案件,在偵查機關已經發現作案現場及被害人尸體的情況下,被告人對現場勘查、尸體檢驗等方面的一致性供述往往與偵查人員指供、誘供、逼供有關。所以,僅憑被告人的供述與現場勘驗、檢查、指認等筆錄、尸體檢驗情況一致就認定被告人作案,往往并不可靠。如果案件同時缺乏客觀證據,供證一致又不能完全排除指供、逼供、誘供可能,在認定被告人有罪時務必慎之又慎,以避免釀成錯案。
  在聶案再審判決作出后,社會上仍有個別不同聲音,認為原判認定聶樹斌作案正確。主要理由是,聶樹斌歸案后作了有罪供述,并且其有罪供述與現場勘查筆錄、尸體檢驗報告等內容基本一致。該意見既未能認識到聶的有罪供述本身存在的前后矛盾、反復不定以及可能受指供、誘供等問題,也未能意識到本案作為先證后供案件在證據運用上所具有的特殊性,更是忽視了現場勘查、指認、辨認等筆錄本身就存在不規范甚至違法并由此導致相關證據的證明能力喪失的問題。當然,我們說先證后供對認定案件事實的價值低,并沒有否定此類案件據此認定的可能性。對于先證后供的案件,只要證據確實充分、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仍然可以定案,特別是在有目擊證人或者提取到了直接客觀性證據的案件中,如現場遺留有被告人的血跡、指紋、足跡、精液等,以及抓獲被告人時從其身上或住所查獲了被害人的手機、銀行卡、首飾等物品,由于在案證據充足,即使是先證后供,也不影響定案。聶案顯然不具有上述情形。
  四、客觀證據審查
  刑訴法學界根據證據內容的載體不同,將刑事證據分為主觀證據與客觀證據。主觀證據是以人為證據內容載體的證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此類證據需要通過對人的調查來獲取其所掌握的證據信息,由于人的認知會隨著外部環境和內在動機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所以它具有較強的易變性和不穩定性,容易造假,故司法實踐中一般都比較重視審查主觀證據??凸壑ぞ菔侵敢勻艘醞庵鏤ぞ菽諶菰靨宓鬧ぞ?,包括物證、書證、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等。[2]從證據裁判的角度,任何據以定案的證據都要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如實。但由于客觀證據的載體為客觀之物,其外部特征、性狀及具體內容等方面受人的主觀意志影響較小,通常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故刑事訴訟中對其審查工作容易被忽視,不細加審查以及不知如何審查的問題在審判實踐中較為突出。
  聶案再審特別重視對上述客觀證據的審查:(1)從客觀證據缺失人手,指出現場勘查未能找到直接證明被告人實施故意殺人、強奸犯罪的任何痕跡物證,導致案件缺乏鎖定被告人作案的客觀證據。(2)從證據關聯性人手,指出現場勘查提取到的纏繞被害人尸體頸部的花上衣,其來源無法查清,由此該花上衣與被告人之間的聯系難以確定。(3)從證據合法性入手,指出辨認程序沒有依法進行,導致用于被告人辨認的花上衣與纏繞尸體頸部的衣物是否同一存在疑問,由此認定花上衣為被告人故意殺人的作案工具的證據不足。(4)從客觀證據內容人手,指出原判據以定案的尸體檢驗報告沒有提取、檢驗被害人的胃內容物以確定死亡時間,且法醫亦未根據被害人尸體蛆蟲情況對其死亡時間作出推斷,由此導致被害人的死亡時間不能確認。(5)從客觀證據之間印證入手,指出現場勘查筆錄雖然記載花上衣纏繞被害人尸體頸部,尸體檢驗報告進一步記載被害人“符合窒息死亡”,但卻未能作出確定性的鑒定意見,與此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具體原因不明。(6)從客觀證據與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等證據比對入手,指出現場勘查筆錄、尸體檢驗報告等證據與后者存在不協調甚至相矛盾的情況,由此不僅揭示了客觀證據的局限性,也表明了被告人供述等言辭證據的真實性存疑?;諫鮮鲇殺砑襖?、層層深入的分析論證,再審判決很自然地就得出了“本案存疑”的結論。這種對待客觀證據的態度以及具體裁判思路,對一線辦案無疑有著重要啟示意義。
  一方面,要重視審查客觀證據。主觀證據雖然在復述案件全貌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其在證據內容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上遠不如客觀證據,“嚴刑之下其造假的可能性很高”,“我們傳統意義上所提到的‘口供中心主義’所產生的冤假錯案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主觀性證據”。[3]所以,有效防范冤假錯案件,應當扭轉長期存在的主觀證據為中心、口供至上的傾向,樹立客觀證據優先的理念,高度重視和加強對客觀證據的審查,進而引導偵查機關注重調取客觀證據。另一方面,要提高審查客觀證據的能力??凸壑ぞ菟淙揮薪锨康奈榷ㄐ院涂煽啃?,但也不能迷信客觀證據,不經審查就直接采用。辦案中不僅要保持好奇、求真的欲望,充分挖掘客觀證據,善于從案件的邊邊角角中發現問題,還要重視對客觀證據進行科學解釋,全面、細致地把握證據蘊含的信息。對全案證據不僅要逐一進行審查判斷,還要綜合進行審查判斷,無論是何種證據,只有經甄別后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的,才可作為定案根據。但逐一審查判斷證據,并非孤立地進行,亦應將該證據與全案證據進行綜合比較、分析,以便排查矛盾與疑點。
  五、證據合法性審查
  證據裁判所要求的據以定案的“合格證據”,不可能是非法證據,這決定了對證據的合法性審查,是證據裁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實踐看,這方面仍存在不少突出問題:一是對證據不敢或不能進行合法性審查和判斷;二是不清楚合法性審查的重點,甚至認為非法證據主要是刑訊逼供等手段獲取的口供,從而忽視了其他非法證據類型;三是不知道如何進行合法性審查,包括審查方法和判斷依據不明等。
  聶案再審判決,第一,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明確地指出有關機關存在違規甚至違法辦案的問題,包括現場勘查無見證人違反規定,辨認、指認不規范等,并由此判定原審所采信的指認、辨認筆錄不具有證明力,可謂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充分體現了對程序公正和證據裁判理念的堅守;第二,不僅重點審查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指出不排除指供、誘供的可能,被告人供述的真實性存疑,還審查了現場勘查及辨認、指認筆錄等證據,由此將合法性審查作為每一項證據裁判的不可或缺的環節,充分體現了對證據合法性審查的重視;第三,針對不同證據類型采取靈活多樣的審查方式,對被告人供述主要從甄別其供述內容并結合其他相關證據或線索進行審查,對現場勘查及辨認、指認筆錄主要從其有無違反程序規定的角度進行審查;第四,對是否存在非法取證立足于事實及證據進行判斷,因沒有發現原辦案人員在制作訊問筆錄時實施刑訊逼供的證據,而對申訴人的相關主張不予采納等。上述對證據合法性審查的司法立場及裁判思路,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從實踐看,非法取證是刑事案件辦理中的“重大隱患”。近年來糾正的刑事冤錯案件中,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取證行為。所以,必須把證據的合法性審查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切實通過審判環節強化對“證據合法”的要求,引導、督促偵查機關“合法取證”。
  六、證據缺失裁判
  證據裁判的基礎是案件的全部證據。辦案機關要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并將這些證據通過庭審舉證等方式提交法庭。我國刑事訴訟法在1979年制訂時就對此明確提出過要求,其后的兩次立法修改也都作了重申。但囿于各種原因,實踐中有一些案件的證據(特別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雖然已經提取到,但訴訟進行中被忽略甚至滅失而最終未能移交法庭裁判。例如聶案,被告人歸案后前5天在偵查機關作過含有無罪辯解的供述,但相關筆錄材料在原審卷宗中缺失。案發之后前50天內偵查機關對多名證人進行詢問并制作了筆錄,但這些證人證言也全部缺失。有證據證明聶樹斌所在車間案發當月的考勤表已被公安機關調取,該考勤表詳細記載了聶樹斌的每日出勤情況,對認定其有無作案時間有重大價值,但原審卷宗中亦缺失該證據。上述證據曾經收集在案,但在原審卷宗中缺失而未能移送法院,顯然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并且,該證據缺失還嚴重影響對具體證據的裁判和事實認定。誠如再審判決書所指出的,“聶樹斌案被抓獲之后前5天的訊問筆錄缺失,嚴重影響在卷訊問筆錄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原審卷宗內案發之后前50天內證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況的證人證言缺失,嚴重影響在案證人證言的證明力”;“聶樹斌所在車間案發當月的考勤表缺失,導致認定聶樹斌有無作案時間失去重要原始書證”等。
  從司法實踐看,證據缺失問題并非聶案所獨有,至今在一些案件中仍然存在。由此帶來的疑問是,如果案件的某些證據被忽略或遺失而未提交法庭該如何裁判?在有的案件中法庭可能根據公訴機關已提交的證據徑直作了裁判,雖然此舉不違背舉證認證法則,但必然會給案件的證據采信和事實認定埋下隱患,嚴重影響了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聶案再審判決開創性地提出:首先應由原辦案機關作出合理解釋,進而重新評估在案相關證據的證明力。當原辦案機關對有關證據缺失不能做出合理解釋時,法庭可以就缺失證據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裁判意見。這是一個有著重要現實意義的證據裁判規則,不僅為類似案件的辦理提供了權威性的參照樣本,也必將促進有關部門進一步規范訴訟行為、嚴格依法辦事。
  七、疑罪認定處理
  聶案再審是按照疑罪從無宣告被告人無罪的。疑罪從無是一項基本司法原則。但對何為“疑罪”,理論及實務上至今仍有認識分歧。聶案再審判決指出:“原判據以定案的證據沒有形成完整鎖鏈,沒有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證明標準,也沒有達到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的定罪要求。原審認定聶樹斌犯故意殺人罪、強奸婦女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由此也就明確了疑罪的認定標準。
  所謂疑罪,就是指定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如果按照“兩高三部”2010年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證據確實、充分”證明標準的界定,所謂定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是指據以定罪的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矛盾,或者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不符合邏輯和經驗法則,全案證據不能得出被告人有罪的唯一結論。該界定對疑罪的范圍作了限定,其一,排除了量刑上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其二,必須是定罪證據和主要案件事實上存在疑點,如果案件中存在一般的細枝末節問題和不影響定罪事實的疑點,不屬于“疑罪”。聶案發生于1994年,理應依據當時的“兩個基本”來判斷。“兩個基本”是指認定有罪必須達到“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其中,基本事實是指按照刑事法律規定足以影響定罪量刑的事實,即決定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罪行輕重的事實;基本證據是指對案件的基本事實起決定性證明作用的證據,即直接關涉定罪量刑的證據。“兩個基本”旨在強調,辦案不要糾纏案件事實證據的細枝末節,而要卡死案件的基本事實和基本證據。這是對證明對象的縮小,不是證明標準的降低。所以,“兩個基本”與1979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我國一貫堅持的“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并無實質差異,故參考《規定》對“定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具體闡釋,來理解和把握“兩個基本”也無多大問題。
  聶案再審判決對“疑罪”作了很好的注解。一方面,從證實的角度,檢察機關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應當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來證實被告人有罪。如果其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認定犯罪行為系被告人實施,就是我們講的“疑罪”?;謊災?,疑罪是檢察機關未能實現證明責任的結果,本身不以被告人是否認罪為前提。即使被告人籠統認罪,但如其有罪供述的真實性缺乏保障,在案證據未能達到確實、充分標準,也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另一方面,從證偽的角度看,疑罪不同于存在無罪證據的案件,如果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是無辜者(如能確認王書金系真兇),則案件不再屬于疑罪,而應當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這種無罪不是基于疑罪從無原則宣告的無罪,而是事實上的無罪?;諞隕戲治?,對刑事案件證明標準的理解,也應當從正反兩個方面來把握。詳言之,作出有罪認定,要能保證所有的證據都指向被告人,且沒有證據指向其他人(即定案證據體系上沒有疑點或疑點得以排除)?;謊災?,既要從正面證實的角度做到內心確信,又要從反面證偽的角度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而所謂的“疑罪”,就是在案證據對被告人是否犯罪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案件。
  對于“疑罪”,在一些案件中未能作無罪宣判,部分作了疑罪從輕、疑罪從掛處理。這些處理本質上都是有罪推定的表現,不符合人權保障的要求,也極易導致冤錯案件,無論是可能的風險還是現實的危害都很大。這方面可謂教訓深刻!聶案再審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果斷地依法宣判被告人無罪,堅定地實踐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證據裁判、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這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義。試想一下,對這樣一起二十余年前被告人已經被執行死刑的“歷史懸案”,都敢于按照疑罪從無原則宣告被告人無罪,在今后的刑事審判實踐中,我們更要堅守疑罪從無。
  八、綜合裁判方法
  聶案是一起“各方關注、重大復雜的歷史疑案”。其再審工作的難度之大超乎想象,只要通讀一遍再審判決書就會有深切感受。本案事發多年、證據殘缺、信息較多、真假混雜等狀況,決定了再審時證據裁判的立場、思路、視角和方法等,對案件正確認定具有重要意義。概括地講,該案再審證據裁判做到了“堅守一個立場,遵循兩個進路,立足三個視角,善用多種方法”。
  “堅守一個立場”,即實事求是。本案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受當時執法理念、執法條件、執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辦案中存在不少程序瑕疵、不規范甚至違反程序規定的做法,導致了證據本身存在不少問題。本案再審時能夠堅持以歷史的眼光,實事求是、客觀理性的看待,不糾纏于細枝末節,但是對其中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導致在案證據真實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疑問,證明力受到嚴重影響等關系到案件基本事實能否認定、基本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的問題,不回避,不含糊,并堅持以案發當時的法律作為評判依據,力避以現行標準評價歷史案件。“遵循兩個進路”,即分別從證據能力和證明力人手,對原審定案的證據逐一進行審查,通過擺事實講道理,認定有的證據屬于缺乏關聯性,不具有證據能力,而不能作為定案依據;有的證據屬于取證違規甚至違法,而導致其證明力降低甚至喪失等。“立足三個視角”,即將證據的關聯性審查、客觀性審查和合法性審查結合,貫徹全面審查原則,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善用多種方法”,是指再審對證據審查不僅綜合運用了個別甄別、同一認定、比較印證等閱卷評判方法,同時積極運用了實證調查的方法,赴案發地核實相關證據,察看案發現場、被害人上下班路線、聶樹斌被抓獲地點及其所供偷衣地點,詢問部分原辦案人員和相關證人,并就有關尸體照片及尸檢報告等證據的審查判斷咨詢刑偵技術專家等。
  特別是,聶案再審還注重依照經驗邏輯法則審查核實證據。例如,在評判本案原辦案人員當年的行為和事后的解釋時多次使用了“不合常理”這一表述;在對被告人供述進行客觀性審查時,認為其關于偷拿花上衣自穿的供述不合常識,等等。這種運用經驗常理裁判證據的理念,既有助于正確認定事實,也會提升社會公眾對裁判的認同感,具有重要導向作用。“從近年來糾正的冤假錯案來看,很多案件從偵查之初,就不僅違背了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和辦案規則,而且背離了常情常理,違背了生活的邏輯”,由此將案件的“偵查方向引入歧途,最后釀成冤錯案件”。[4]“生活經驗雖然不能像理論法則那樣揭示事物之間聯系的規律性,但它揭示的事物之間的某種常態聯系、某種程度的可能性或蓋然性,也可以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重要依據。”[5]所以,對案件證據與事實問題,應當重視將法律上的程序及證據規則與經驗層面的常識常理結合起來裁量。這也是聶案再審判決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結語
  裁判文書是對審判過程及結果的客觀記載,其中證據裁判的內容,應當成為裁判文書制作的重點之一。但從實際看,目前的刑事裁判文書普遍重視記載證據裁判的結果,能夠詳細列出采納了哪些證據定案,而對證據裁判的過程則反映的不夠。證據如何裁判,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具體個案中能否對被告人定罪和處以刑罰,它還在品評著偵查及公訴活動的質量與合法性等,放在以審判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證據裁判就有了更為廣泛和深遠的法治意義。所以,當前刑事裁判文書制作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要把證據裁判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全面、客觀地反映證據采信過程。而聶案再審判決書無疑是一個范例!
【注釋】
[1]馬秀娟:“論證據的關聯性及其判斷”,載《政法學刊》2008年第6期。
[2]樊崇義、趙培顯:“論客觀性證據審查模式”,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年第1期。
[3]樊崇義、李思遠:“刑事證據新分類:客觀性證據與主觀性證據”,載《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4]胡云騰:“向群眾和傳統學習司法智慧”,載《中國審判》2016年第19期。
[5]江健等:“客觀性證據審查模式探索”,載《檢察日報》2015年8月25日。
【作者簡介】于同志,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法學博士、博士后。
【文章來源】《法律適用》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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